一
“文革”时候，接触过许多歌颂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著作，读那些文章和著作，感到鲁迅生活的年代是很黑暗的，逼得鲁迅不得不弄出许多笔名。即使这样，鲁迅书也还是不好出，文章也还是不好发表，即使发表，文字也常遭删砍。翻看鲁迅的书，许多文字也确实可为当年证。鲁迅《准风月谈·前记》：“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再看《花边文学·序言》，让人心中更多感慨。鲁迅写道：“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多少年过去，想上一想，忽然感到许多歌颂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著作，包括鲁迅自己，可能都把当年的状况夸大了。鲁迅当年在发表文章上应该有过许多气闷，但他的文章毕竟一直在发表，虽然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遭遇删砍，但在结集出书的时候又都可以增补进去，而且鲁迅一生的文章大多颇具锋芒，几乎全和时事有关，并没有过风花雪月。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上一说，对政府发表一些议论，对政治进行一些批评，这些看似很大，但是，在中国，若是和就一些问题不讲情面直接向一些关乎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具体人进行批评和宣战相比，后者可能更需要勇气。看鲁迅一生，鲁迅状告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批判中国文化名人胡适，得罪过中国许多方方面面掌有权力的文化名人，可是，鲁迅在中国并没有被逼得无立足之地，并没有被赶得无法就业，并没有被压得万般无奈上门求饶，并没有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走到乡下去讨一口饭吃，并没有被许多人关照得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也许鲁迅是名人，他太有分量，他太结实，一般人想撼他也撼不动吧。
人们多知道鲁迅有脾气，却常忽视鲁迅从不愿拿自己当圣人当导师。鲁迅不愿拿自己当圣人当导师，而且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圣人和能指引人走向极乐世界的导师。一九二五年三月，许文平写信向鲁迅问路，鲁迅回许广平信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发表《随便翻翻》，文章开头写道：“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鲁迅马上补充一句，提醒读者说：“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一些小事上，鲁迅也很谨慎很负责，他尊重他人的头脑和选择，他只说自己的经验，他不想强加于人，他不想因他而害了别人，他不想让人们一定按照他说的去做。
2005.3.28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鲁迅和胡适等许多文化名人重“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呼唤民主和现代科技文明，如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得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因为重“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和胡适在行文中也经常引科学为喻。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评价易卜生时有一个比喻：“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球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有人评价，胡适和鲁迅同大于异，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胡适看到的问题，鲁迅也看到了，说明问题时所用的比喻竟也一样。1925年11月，鲁迅发表《十四年的“读经”》，在文章中，就老大古国，以细胞为喻，鲁迅说得更加详尽。鲁迅说：“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
1946年2月15日，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宣告研制成功，“埃尼阿克”共使用了18000个电子管，另加1500个继电器以及其它器件，其总体积约90立方米，重达30吨，占地170平方米，需要用一间30多米长的大房间才能存放，是个地地道道的庞然大物。就在36岁的美国工程师莫奇利提出“埃尼阿克”计算机最初设计方案的1943年，美国IBM董事长Thomas Watson曾这样说：“我认为全球大概只需要五台计算机就够了。”1949年，美国《大众机械学期刊》在预测科学进步时，也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了一句名言，该刊物说：“未来的计算机也许只有1.5吨重。”而Prentice Hall主管商业书籍的一位编辑在1957年更说：“我已经走过了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并且和那里最优秀的人进行过交流，我敢说人们对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热情不会超过一年。”说那些话的人没有想到，只50年时间，计算机发展已呈汪洋之势，台式机到处都是，手提电脑已只有几斤重，互联网站增长迅速。据报道，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WWW网站668900个，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9400万户，平均每月增长量为120万户，上网计算机数量已达4160万台。
多出一个网站，就多出一个细胞，多出一个细胞，就多出许多故事，有的有禁忌词，有的有审查制，有的思想文化网站用的竟是政府机关的管理方式，许多“大嚼细胞”也游走到网上，因为开的是化装舞会，做起事来就更加肆无忌惮。网站多了，有的景气，有的不景气，不景气就使人着急。着急大可不必，网站之所以不景气，要怪只能怪主办者不会经营，电影可以包场，报刊可以摊派，即使办一台文艺节目，也可以组织人们让广场拥挤把座位坐满，网站也可以照此办理，可以挂靠政府机关，如果需要人气，如果要增大点击量，如果想让主帖多多跟帖如潮，可以组织和发动机关学校企事业所有部门，命令所有单位领导，把人都轰到网上去。毛泽东早说过，天地之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2005.3.30
三
出名有时并不难，写出几部小说，结出几部散文，弄到好处，就可以成为名人，受到众人崇敬。出了名，受到众人崇敬，名人往往自我感觉高大起来，恰像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所说：“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名人常常要从自己的领域踱圣人之步走出去，胸中满怀了宏大的理想，充满自信地要让正在行进的世界按他的愿望走，满怀傲慢地总向世上的耳朵去灌注他认为正确的声音。向他们的愿望仔细打量，向他们的声音仔细聆听，却常又让人茫然，看也看不确切，听也听不分明，总之都让人望而生畏，不可亲近，虽然他们常会一再描绘渲染，仍然美丽如同乌托邦，总是既遥远而又圣殿巍峨，一旦进入那国度，凡人似乎总不能抬头。
人们多怀梁实秋的看法，常指责鲁迅于社会多是指出病症，却很少开出能够包治的妙方。这也许是对的。鲁迅强烈希望人们都能自立，希望国人能活得像个人样并都能在这方面用些力气，除此之外，他从不相信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他公开声明他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指南针，他认为路只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若不是为了众人而不肯太显消极，他对世界甚至不抱什么希望。
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出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小说的成就也都在那摆着。但萧红却看到鲁迅译《死魂灵》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鲁迅出书的校样用来擦桌子，给来家吃饭的客人擦手，甚至把校样向卫生间里也放着。鲁迅并未因他是个作家就与旁人有什么特别不同。
鲁迅写作常年用的是“金不换”，就是鲁迅说的那种每枝五分的便宜笔。笔虽便宜，鲁迅的书法已自成一家，其成就非许多挂牌“书法家”所能比。了解鲁迅的人知道，鲁迅曾长期抄校碑帖书籍，有过统计，鲁迅抄书字数大约在一百万字以上，事实上可能还远不止这些，仅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鲁迅抄录古碑一项就达七百九十种，多达一二千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都摹写得非常逼真。有鲁迅书法鉴赏文章介绍，鲁迅能作细楷，字形精整，累数千字而精神不懈，前后神气高度贯注，这样的功力，若非熟悉毛笔书写性能又长期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是很难具备的。鲁迅曾计划编著《中国字体变迁史》，也曾为赠答或应友人之约书写诗句条幅，但鲁迅并不曾为书法而骄傲，郭沫若有一句话说得好，鲁迅无心作书家。
鲁迅在谈旧体诗时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但是，鲁迅使旧体诗在他那里又亮了一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被政治借了去，“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透出风雨飘摇暗夜如磐的愤怒和孤独。会写旧体诗者，联语对仗自然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多少人仗恃骄矜之物，鲁迅不过是当用则用，并未将其在生命中特别夸耀。
或文学，或艺术，或创作，或鉴赏，将鲁迅拥有的分一部分给一个人，也足可以使人骄傲一生了。
2005.3.30
四
鲁迅不怕圣人，不喜欢那些乌烟瘴气架子老大的导师。鲁迅对大众也是抱审视态度的。鲁迅在《阿金》开篇即说：“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鲁迅写《阿Q正传》，集皇权倾向和流氓意识等中国人许多劣性于阿Q身上。不错，阿金和阿Q都属无产阶级。圣人导师有可能不是东西，无产阶级也不要有什么理直气壮，无产阶级若不是东西，他也仍不是个东西。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又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李敖曾赞赏鲁迅：“鲁迅的古典的研究，中国小说的研究，真的一级棒，他的《阿Q正传》写得也是一级棒。”但李敖评说鲁迅杂文又有些意思。他说，鲁迅“杂文里面没有料……你看我李敖的文章，你把我这些语言筛掉以后剩下的是资料，纯的资料，我会搞出些资料来，加油，加酱，加辣椒，然后炒作，那些感情的语言我会放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全部筛掉的时候，我剩下是资料”。
鲁迅，李敖，我都是喜欢的。但看了李敖这个观点，却觉得并不尽符合事实。想起一段毕加索轶事。毕加索家的女仆也是会画画的。一次，毕加索家进来了一个小偷，被毕加索和女仆撞上了，小偷掉头往外就跑，毕加索和女仆目送小偷，同时拿起笔来，为小偷画了张像，然后报了警，警察拿着女仆的画像，很快就把那小偷抓捕归案，警察按照毕加索画的像，却抓乱了套，竟抓来了一大帮小偷。参照上面故事所说，李敖杂文资料所涉往往只一个小偷，鲁迅杂文，虽资料性可能不如李敖，但他却并非情绪化，他指出的问题，涉及一大帮小偷，那小偷，到现在还没抓完呢。
2005.3.31
五
想起鲁迅（之五）
鲁迅《导师》：“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就是，那时候还能读到鲁迅的书。能够读到鲁迅的书，是因为鲁迅是被“钦定”了。鲁迅是被政治家利用了，鲁迅的名头和著作被涂抹了许多政治家想要涂抹的颜色。但是，鲁迅的书毕竟是鲁迅的书，仔细看去，鲁迅的著作使那个时代尴尬。感谢鲁迅的书，如果不是鲁迅的书，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个什么东西。
“文革”过后，中国人开始反对“盲目崇拜”。其实，崇拜往往是盲目的，而崇拜一旦和感情融合到一起，就不仅盲目，而且冥顽，在别人已看出是有东西附体，在他自己却还以为很明白，将疮疤也视如鲜花，将毛病也视为可爱，即使明明看着有不对，也拼命要为其遮挡。看过一部德国人拍的纪录片，纪录的是德国人疯狂崇拜希特勒，那种崇拜和中国“文革”时的崇拜一模一样，以致每当有人竭力要为“文化大革命”涂抹些油彩，我总仿佛看到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军官在歌颂纳粹。
在那万众疯狂举国崇拜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人的头脑都已蒙昧，孩子也就变成了政治动物，他们既无能力观察分析，也就在大潮流中自觉站队，凡事都以对所崇拜者忠与不忠好或不好去评判，当有人用错了“最高指示”或无意中将钢笔字写在报纸上伟人名字和语录上面，孩子们都会马上说你是反动。回头看去，让人恐怖，在那许许多多成人和孩子中，就有我一个。
200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