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知李敖将回大陆起，我就一直盯着相关新闻。一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无话可说。毕竟，好几年以前李敖就已经退出我的阅读视野，即便偶尔登陆凤凰网看《李敖有话说》的文字记录，心中也已波澜不起。但我从不否认，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李敖那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思想行识。
李敖是在我思想最容易受蛊惑的时期来到我身边的。十几岁的少年，没有网络，没有同好，一个人在昏黄的灯下，翻烂了一本叫作《我的皮肉生涯》的小书。那可能是大陆第一次出版的李敖作品集。书里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以及作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一下子击中了少年的心坎，打开了一条通往深邃的思想世界的缺口，“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 从此成为懵懂少年的座右铭，并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可以说，李敖之于我，就等于是杜威之于胡适，等于克鲁泡特金之于巴金，等于严复之于五-四时期的许许多多新青年，也等于许许多多人的初恋，——即便以后爱人无数，最难忘的依旧是初恋情人！
无论李敖对个人的影响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李敖在台湾的形象与在大陆的形象是有所差别的，李敖在台湾的影响力也与他在大陆有所不同。李敖在台湾的历史定位，应该说是一名民主斗士。在台湾的李敖，一辈子都在与国民党斗，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时候，就是与台湾现行体制斗，国民-党失势之后，就与国-民党的阴魂（历史）斗。李敖一辈子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大半辈子也耗在与国民党较劲上。《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李敖的这些代表著，无一不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产物。其他的如《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自传与回忆》以及“千秋评论”之类的作品，也无一不是斗争的武器或者副产品。小说之类的作品，则等而下之矣，无非换个话语方式表达同样的思想。至今为止，他在《李敖有话说》的电视节目里，重点仍是鞭国-民-党的尸身阴魂。或曰李敖老矣，殊不知这正是李敖一生功绩所在，估计他是要就此唠叨不已、至死方休了。
李敖的这些贡献，应该汇入那股促进台湾政治成功转型的大潮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也就是说，李敖用大辈子的时间，坚持以一种体制外的批判方式，为台湾的民主转型竭尽了一个知识分子之所能。——著作等身、牢底坐穿，言其言、行其行，尽矣！
对于台湾而言，李敖尚不足以成其为思想家，更谈不上是思想启蒙者。在台湾，在李敖之前，活跃在思想领域的有胡-适之、雷-震、殷-海光等人，在李敖的同时代有柏-杨等人，在李敖之后，还有龙-应-台等等对当时的体制持批判态度者。也就是说，民主启蒙在台湾，1949年以后从未香烛熄灭，而且是声势越发壮大，最终促使台湾在1987年结束-戡乱时期，开放报禁、党-禁，最终完成政-治转型。
而对于大陆来说，李敖却客观上扮演了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角色。这是由于大陆的形势格禁所致。试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本土有几个能够像李敖等人那样，不仅以鲜活的文字、独-立-自-由的思想，更以屡仆再起的自身实践，作出“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榜样？在大陆甫一开放的那些年头，开始是柏-杨、然后是李-敖、龙-应-台等“公众思-想家”（区别于学院型的思想家）影响了大陆众多的知识青年，成为五-四一代人之后的新启-蒙者。更重要的是，李敖等人推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实践性启蒙”（这名词拜某位仁兄所赐），时间尚未久远，更能够打动大陆青年人的心坎。从现在大家对李敖的各种评价来看，许多人在当年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这一波启蒙的影响。这种实践性启蒙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站在政府-对-立面”而又是在改-良框架内的实践，为大陆的民-主推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置换为大陆的语境，也就是以理性的声音和实践，点滴推动大陆完成-宪-政转型。这就是李敖对于大陆的意义所在。
当然，大陆的民-主-思-想启蒙远非如此简单。大陆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自严-复等人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启蒙-浪潮，其间起到深远影响的启蒙者可谓多矣，来自台湾的启蒙者们只不过是其中的浪花一朵。而且，启蒙的声音也并非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等等，不一而足，都在为中国的启蒙事业“添砖加瓦”。
启蒙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就是完成现-代-化转型，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转型。但不管如何，我要说，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启-蒙大业，在中国在当下，业已完成。李-慎-之先生说过：“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是舍此别无他途的抉择。而政-治-民-主化，就是完成宪-政-转型，开放党-禁、报-禁，就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是人人手中都有一张选-票、就是我不同意你，就可以用选票把你拉下台。说得再形象一点，就是龙-应-台所说的“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见《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如果还要举例说明的话，就是太-石-村-的八旬老太手举扩音器，表达对村-官的种种不满，然后在罢-免-村-官的那张纸头上，颤抖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写得歪歪斜斜，却无比神-圣。还要再举例的话，那就是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话，除了投诉劳-动-部门、诉-诸法-院等途径以外，他还可以拉上几十个人，成立-工-会，坐下来与老-板谈-判；如果谈-判破裂，他们可以选择罢-工，在工厂门口游-行-示-威，而警-察马上会赶过来，面带笑容地维持秩序，使示-威-活动既不妨碍别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又不影响他们的权-利表达。
好了，关于民主，还需要再举例吗？还需要用高深的语言才能解释吗？这一幕一幕，即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看不到，在其他的地方难道还见得少吗？还用得着一年一年地启蒙吗？从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启蒙了，到了现在，还有人在说中国人需要启蒙，还有人在说，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落后，把民主给他们，他们会搞砸的。这些都是屁话。一百多年以前，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今天，我要说“启蒙死了”。因为，只有让“启蒙”这个玩意儿死去，民主才能真正降临。否则，启蒙就成了不实行民主化改革的遮羞布。上帝造万物之后，经过蛇的“启蒙”，亚当夏娃眼睛就明亮了，就懂得了羞耻，接着还懂得了做爱。民主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竟然要启蒙、启蒙、再启蒙？
所以在中国，在当下，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捞什子启蒙，而是以个体的自觉，通过实践推动民主进程。这种个体的自觉，不仅仅是言说的自觉，更是行动的自觉。这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体现在思想行识的点点滴滴之中。
以此来看李敖，对于大陆来说，李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推动民-主进程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其他方面包括什么搞女人的噱头、什么白话文第一的吹牛，乃至他读书破万卷的知识水平、钩沉史料的考据功夫，统统不足道也。而所有这些东西，李敖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完成，如果现在还有人对李敖有所期待的话，那是抬举他了。
李敖几十年前写过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一句：“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这句话的前半句倒正应了当下时节，后半句却可能是“笔误”。在我看来，李敖不是归来“开放”，而是归来“开房”——开房于钓鱼台宾馆，游旧地，叙旧情，如此而已。“开放”是一项新事业，李敖老矣，旧日光荣够他重温的了，怎么还可能开辟新的阵地？
2005年李敖归去来兮，不过是一个阔别56年的游子故地重游而已，是一个人的归来，而非一个民-主斗士、一个思想启蒙者的归来。我们眼下该做的许多事情，都比李敖现在在做的重要多了。
2005-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