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同的常识与疑问
　　自从1972年中国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对于日本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印象。历史的日本，是一个虚心好学的民族，曾经向中国派遣大批学习大使，从中国学去了建立他们民族文化必不可缺的文化精髓；唐朝时有个叫阿陪仲麻侣的留学生受到朝廷的重用，不仅高官厚禄，而且还和大名鼎鼎的诗人李白有交往，李白甚至写诗不仅歌颂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还顺便赞扬了他根本就不了解的东洋扶桑国。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便拥有了“中日友好”的历史，以至于我们在国内见到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友好”。然而就是这个虚心好学的民族在近代曾经给与我们?D?D?D也就是他们文明的恩人以灭顶之灾，中华民族差一点从地球上彻底的消失。那种面临亡国灭种的魔鬼一样的年代，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惨痛的记忆。这个记忆又常使一向把善恶区分得泾渭分明的中国人陷入无穷的困惑之中∶一面是谦虚和勤奋，一面是残暴和骄横，到底哪个是日本人的真正面孔？
　　笔者在去日本之前，也是抱有以上的疑问的。在这篇小文里，我不打算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先来谈一谈我去日本当初的一点感受。
　　第一年我在日本语学校上课学习日语。给我们教授日语的是一位中年的日本妇女。矮且胖且粗壮，典型的传统日本妇女。她对我们这些中华系（大陆、台湾、香港）的学生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十分严厉，再三强调学习日语首先要尊重日本文化。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好像她先具备一个假设∶日本文化从来没有被尊重过。所以她不厌其烦的重复这句话，态度之严厉仿佛藤野先生根本就与她不是一个种类。她很快就给我带来一些对日本的新的疑问。有一次她让我们谈一谈对日本人的感受，逮着机会的我的华人同胞们开始大谈特谈日本人的不是，说的最多的是日本人如何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人很冷漠，没有人情味。听着这些应该是刺耳的话，我惊讶的发现这位日本妇女的脸上开始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欣慰和满足。我发现她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不快。为了证实我的感觉，轮到我发言是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故意说我所遇到得日本人是如何热情，乐于助人，根本就不冷漠而且非常富有人情味。我注意到她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欣慰和满足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惊讶和困惑。她开始问我说的是否是真实的情况，并对我的话开始表示疑问，最后在全体学生面前为我的话做了一个总结∶这位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遇到的是一些偶然发生的事。
　　与对待亚洲学生的态度相反，那位日本妇女对待来自欧美的学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和蔼可亲。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她经常花很多时间为洋学生们介绍日本是崇尚道德的民族，日本文化里充满了义理人情。
　　几年后我所读到的一段史料向我证实了她不过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在侵华日军进攻武汉时，日军飞机误炸了美国停靠在港口的舰只。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立即向美国谢罪，并主动提出要赔偿美军的损失。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社会一片哗然。日本媒体一致强烈谴责肇事士兵的粗鲁，并对受伤美军表示遗憾和歉意。大批日本贵族妇女手捧鲜花去美国大使馆慰问，赔礼道歉。很多日本妇女哭肿了眼睛，为美军伤亡士兵的不幸悲痛欲绝。而同时所谓的“上海战役”“南京战役”“武汉战役”刚进行完或正在进行。据李香兰的回忆，她在上海外滩的高楼上往下看时，流向大海的江水中滚动着无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尸体，大段大段的江面已看不出江水原有的黄色，而是一片血红。
　　我终于明白在日本语学校的那位日本妇女的所为仅仅是日本社会中正常日本人的正常表现。虽然可能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是多么得不正常。几年后我又系统地阅读了日本学者建立的一整套日本文化特殊论以后，那时我才明白，我们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上与日本人是如此的不同，正如日本学者经常蔑视不知日本国情的中国学者兴致勃勃地向日本人陈述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一样。可以说，中国社会从古代起就从来没有与日本主流社会具备共同的常识，连共同语言都不存在，更别说是友好了。虽然他们也使用汉字，也经常会满嘴“仁义道德”。
　　面对中日两国貌合神离的这种巨大差距，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中国大众对日本产生疑问是理所当然的。释解日本社会的著作有很多，笔者只想从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角度进行一点释解日本社会的尝试。

　　二　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与东亚范围内的“国际关系”认识
　　根据日本有限的古文献记载，汉字最初正式传入日本是在公元405年。那一年，作为日本皇太子家庭教师的朝鲜学者王仁给日本带来了宝书《论语》。从那以后到1945年为止，以《论语》为中心的一整套孔孟儒家学说，一直在日本的教育中占有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即使是在全面侵华战争的顶峰时期，在日本的国家审查教科书中，孔子作为唯一的外国人仍然是道德教育中的主要崇拜对象。而那时也正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如日中天之时。任何一个日本人如果被冠以“非国民”的称号，就如同我国文革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一样，没有任何生存的余地。孔子在日本的地位之高由此也可窥一斑。笔者曾在日本的一次和平集会中看到过这样一幅图像∶攻陷山东的日本侵略军在将领的率领下，集体在曲阜的孔庙前参拜，鞠躬行礼（和平集会的举办者展示战争时期的这样一幅图像，其意图大概也是为了表明日军仍然是带有道德色彩的军队?D?D?D笔者按）。
　　我们经常会以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款所表现的“以德报怨”来谴责日本的“忘恩负义”。但是这个论理在日本根本就行不通。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赔款是国家间利益相争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放弃赔款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愚蠢和无能。被日本人说成“无能”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当时与日本谈判时，日方早已掌握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利立场及急于被国际社会承认而需要日本支持的外交弱点。基于此，日方制定出逼迫中方放弃赔款的一整套周密的谈判作战计划。结果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政府被迫咽下了这颗苦果，还不得不强作大方的宣称是考虑到广大日本人民正处于建设被战争破坏的家园的困难时期，“以德报怨”显示出伟大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而当时日本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去美国夏威夷举行集体婚礼是当时的时尚；而当时的中国人民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想每一个稍有常识中国人都非常清楚∶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什么是“水生火热”。
　　如今的现实是牢破羊亡∶一个几乎永远无法挽回的破局。中国人再提战争赔款只会使日本人感到厌恶。最近日本民间和政府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叫嚷日元贷款与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完全是两码事就是一个明证。随着日本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知侵略战争为何物，他们更是认为中国人厚颜无耻，毫无德性可言。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打“战争牌”，利用放弃战争赔款来打压日本。因此中国关于战争再多说一句，日本社会都会显得群情激愤，忍无可忍。***主席访日时日本的反应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日本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从公元645年日本开始的大化改新到江户时代为止，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制度包括医学和诸多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翻版，所以我们大约也可以推定那时的日本人对中国是顶礼膜拜的。但事实上我们从很多日本学者的论述中可以得知，从日本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时，他们就开始积蓄一股“怨气”，用通俗的中国话来说是“窝火”。这从日本学者频繁地、从不间断地、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华思想”这点上可以得到证明。“中华思想”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在中国并不存在，但是在日本的汉学、国学、日本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术领域中却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学术用语∶意指中华文明的性质是等级文明，中国是世界的文明霸主，除了中国文明以外，其余的民族都是飞虫走兽，只有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正统。所有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举例说古代亚洲各国向中国朝贡的制度就是“中华思想”欲称霸世界的最好写照。
　　这种状况下在日本民族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矛盾。古代日本人在从学习中国古文化的过程中，知道了自己是属于“飞虫走兽”类的野蛮民族，知道自己被中国人看不起（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仍然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上的劣等感是日本民族形成畸形自卑心理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要奋发向上的主要动力源泉。令日本人更为痛苦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可能将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国际关系定位∶他们在现实中不得不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但越学习越发现自己被看不起，为了不被看不起还必须更加努力去学习。
　　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很想当然地将“中华思想”视为一种千古永恒的真理来对待。没有迹像表明他们可能会改变这种想法，因为这种认识对他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来看，这种认识是日本社会上千年的文化认识的核心，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又对日本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百用不厌的法宝∶对内可以自然的加强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对外他们可以拥有一个永远的假想敌，时刻保持民族危机感。而于此得出的结论可以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寒而栗，因为我们可以据此结论又可以得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历史推论∶只要中华文明存在一天，“中华思想”就不会消失。历史已经表明∶日本民族为了实现以上的历史推论，唯一可行的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华思想”体系。倘如仅仅是从文化竞争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已经从血腥腥的近代史中认清了日本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不同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
　　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止，虽然已有为数众多的日本国学学者向政府提出过彻底占领北京、在大陆建立日本式（以天皇为中心的）的“中华思想”体系的建议，但是日本的主要对手是朝鲜王国。按有些日本学者的观点来说，从朝鲜李氏王朝起，日本承受了朝鲜民族几百年的文化上的污辱和蔑视。朝鲜王国并非儒教文明的发源地（现在仍然有很多韩国学者认为朝鲜半岛是儒教文明的发源地?D?D?D笔者按），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相比仅是时间上的差别，但是朝鲜使节在日本面前却以中华文明的正统自居，居然一直称大和民族处心积虑树立起来的天皇为“日王”。这口积蓄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怨气终于在明治维新以后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的怨气也适用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D?D?D中国本土上。在这种扭曲的仇恨心理状态下，毫无顾忌的的大屠杀、疯狂的掠夺都能得到正当的心理支持，日本士兵也能心安理得，甚至表现得理直气壮，心中充满了国家正义感和民族自豪感。当然，本文并不是宣称日本民族毫无人性。大多数日本国民如果知道了侵略真相，也会叹口气说∶“尽管如此，也确实有点过份了。”但是独特的历史进程给予他们很多得以平衡负罪心理的文化资源，使他们很难自觉拥有道德负罪感。笔者就曾亲耳听到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为南京大屠杀作辩解∶“当年秦将白起一次就坑杀赵军40万，南京事件才30万，为什么你们就死死揪住我们不放呢？”

　　三　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国家目标
　　通过上文的简单的日本民族心理分析，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渊源。被人打是可悲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连为什么被人打都搞不清楚。我们应当承认，按照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论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论来解释日本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传统的论点是无法解释二战结束后理应和平发展的日本为什么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还念念不忘用武力征服“世界”的过去的历史。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具备强烈惯性的日本民族心理结构中，“世界”并非百分之一百的指建立在西学意义上的World，而是指传统文化里应由“中华思想”为核心价值的等级宇宙体系。对于日本民族来说，现代化（Modernization）仅仅是实现该核心价值的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手段而已。对于真正的“尼珀恩津”（“日本人”的日语发音）来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其由法哲学所构建的一整套制度，充其量不过是东洋哲学今后发展所必须要克服的一个历史阶段。日本教育的使命，也正是为了培养这样的“日本人”为目标。培养这样的日本人，首先要求他具备不可比拟的民族自尊，而该“民族自尊”的真正含意正是建立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式“中华思想”价值体系上的。在这里，我们多少可以嗅出一点“天人合一”的气味，然而更具备讽刺意义的是，这些狂妄的“民族自尊”就是来源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自卑心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向异族扩散的一个变种。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日本为什么不能够反省过去的战争犯罪的根本根源。否定过去日本的侵略战争，就是否定日本历史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否定日本民族本身。这也是日本保守势力和右翼思想历久不衰、赖以生存的最广泛的民意基础。虽然大部分日本人并不能从哲学意义上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理念的日本左翼进步势力总难在日本形成气候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这种民意的组成之一。随着日本经济的巨大膨胀，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党逐渐走向衰落，日本***也走投无路，逐渐向保守势力和右翼政党缴械投降，鲜明的向我们演示了今后日本的必然趋势。更具悲剧色彩的是，日本人自身无法抗拒他们民族历史的这种必然趋势，因为他们的个人无法抗拒民族整体，这些个人里面甚至可以包括天皇和内阁总理大臣。
　　在日本战败初期，以一系列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结构的论文而一跃成名的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日本从来没有跳出过古代东亚社会秩序的范围。日本没有建立起对等的国际关系认识。在日本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这种认知显然来源于古代封建的中华文明体系。问题是中国始终是从文化角度来实现这种体系，而日本则总是依靠使用武力来实现这种秩序的成立。不能不承认战败初期日本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反省是深刻而真诚的，然而这些深刻而真诚的反省随着冷战的形成和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却不得不悄然地退出日本社会的主流。丸山真男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不仅再没有建立起有力的理论体系，而且一度陷入迷惑而逐渐趋于沉默。并不是他不能认识到日本社会保守势力的本质，而是他已无力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说明目前的经济繁荣对日本的未来意味什么。我们能断言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与战前日本的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没有关系吗？相反，种种资料和研究表明，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与战前日本的战时体制从内因上有着无法割断的因果关系。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在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占领下，实现了宪法意义上的体制转变。和平宪法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实现再军备的过程和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一部硬性宪法却难于改变一个已经在血与火的历史煎熬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其民族性的国家目标。现行日本宪法中的很多硬性规定只是为日本实现现代化（Modernization）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而从日本国宪法的前言中我们仍然不难读出日本民族基于自卑心理而渴求的国家目标∶“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日本国民誓以国家的名誉，竭尽全力以达到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以符合宪法理念而著称的日本教育基本法，在其前言里更加清晰的表达了实现传统国家目标的强烈愿望∶“我们，在此之前，已经确定了日本国宪法，表示了我们如下的决意∶建设民主的文化型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做贡献。”对于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立法思想渊源的实证过程，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多作介绍。我们当然希望日本民族能早日摆脱压抑他们上千年的文化性自卑心理结构，实现他们建设“文化型国家”并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的愿望。但是一切都应在和平宪法的法定程序中得以实现。
　　然而，对于目前代表日本民族的国家政府所表现出的种种难以遏制的修改和平宪法的冲动、修改教科书以达到美化侵略战争的自暴自弃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不祥的阴影和对于未来的忧虑。在这样一个核子时代，谁都明白一意孤行的冲动和自暴自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悲剧性后果，不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而是对于大和民族的。我们当然希望丸山真男的见解仅仅是个结论而不是对于未来的预言。我们期待日本民众的觉醒不要转化成为日本民族的觉醒。因为日本民族的觉醒，会导致他们重蹈历史的旧辙而令他们自觉地、不顾一切地追求民族的崛起，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他们民族的灭亡。尽管我们的这种期待仅仅也只能是一相情愿的。
　　　　　　　　　　　　　
　　写于２００１年　　北京